竞逐商业航天：谁是中国版SpaceX？

　　来源：财经杂志

　　追赶与SpaceX的差距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培育创新土壤、出台灵活政策、完善产业生态等多重支撑。但归根结底，这是一项工程问题，而发挥工程化能力，正是中国的强项

　　文|《财经》研究员 康国亮 记者 张建锋 杨秀红 王静仪

　　编辑 | 杨秀红

　　2026年6月12日，SpaceX正式登陆美股资本市场，以750亿美元募资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当日，SpaceX总市值便达到2.1万亿美元，一举超越Meta、特斯拉、博通等科技巨头，高居美国公司市值第六位。6月15日，上市第二个交易日，SpaceX股价再度上涨19.6%，总市值达到2.52万亿美元。

　　这家由埃隆・马斯克于2002年创立的商业航天巨头完成上市，对全球商业航天这一新兴产业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SpaceX的上市标志着商业航天从高风险的边缘赛道，正式跻身全球资本市场核心资产行列。”2021年参与投资SpaceX的X GROUP（德聚投资）创始人林彦坤对《财经》表示，SpaceX上市后，将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促使中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加大对商业航天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未来，全球航天竞争将不再仅仅是国家航天局之间的竞争，更是国家支持下的商业航天企业之间的比拼。

　　目前，SpaceX已是全球商业航天的“执牛耳者”，其于全球范围内率先掌握了“可回收火箭”这一关键核心技术，拥有了“稳定、高频、低成本”进入太空的火箭运输能力，推动传统航天工程迈入了“规模化、可盈利”的商业航天时代。

　　从营收体量来看，2025年，SpaceX的营业收入达到1313亿元；同期，A股77家万得商业航天指数成份股合计营收为1707亿元。

　　SpaceX的领跑优势，给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目前，中美商业航天整体差距约五年至十年，差距十分明显，中国商业航天产业从上到下都倍感焦虑，行业压力巨大。”多位国内商业航天从业者对《财经》表示。

　　双方差距集中体现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规模化应用、低轨卫星先进性、星座部署规模以及商业航天生态成熟度等方面。在仅可容纳6万-8万颗卫星的近地轨道资源争夺战中，“先到先得”的规则给后来者留下的时间窗口极为有限。

　　在外部竞争的倒逼之下，中国商业航天正在从“政策、资本与技术”三个维度发力，全力追赶。中美商业航天进入一场激烈的“竞逐赛”中。

　　从顶层设计上，国家2025年11月出台商业航天三年行动计划，设立商业航天司，统一规划轨道、频谱、发射场资源，避免无序竞争与太空安全风险；同时全面放开社会资本、民营火箭、卫星制造赛道，国家队与民营企业分工协作。

　　“事实上，中国航天长期以来全球第二，同时有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在SpaceX出现前，中美竞争身位很接近。”川翔投资主管合伙人张传征对《财经》表示，缩小与SpaceX的差距，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技术突破需要创新土壤，而创新土壤需要灵活的政策支持，二者相辅相成。目前，国家已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商业航天发展的政策与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在政策和资本双向加持下，这些因素会逐渐凝聚，最终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转换。

　　“领跑者”SpaceX

　　作为目前全球商业航天的“执牛耳者”，SpaceX于6月12日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及纳斯达克得克萨斯交易所双重挂牌交易，股票代码为“SPCX”。上市首日，其总市值便达到2.1万亿美元，一举超越Meta、特斯拉、博通等科技巨头，高居美国公司市值第六位，仅次于英伟达、谷歌、苹果、微软和亚马逊。

　　一家商业航天科技公司，上市后市值能够直接比肩美股市场上长期占据全球科技领域核心的七家科技巨头，这一现象实属罕见。

　　招股书显示，SpaceX旗下有三大业务版图，分别为航天发射、星链网络以及以合并的xAI为核心的人工智能业务。2025年，上述三大业务分别实现营收40.9亿美元、113.9亿美元及32亿美元，同期分别实现运营亏损6.6亿美元、运营利润44.2亿美元及运营亏损63.6亿美元。其中，星链网络业务是其主要利润来源。

　　此次IPO，SpaceX共计发行5.556亿股，募集资金高达750亿美元，远超此前中东石油巨头沙特阿美于2019年创下的294亿美元的IPO纪录。同时，其还授予承销商IPO后30天内的超额配售权，允许其按IPO发行价额外购买8330万股股票。上市第二个交易日，承销商全额行使超额配售权，使得SpaceX的募资总额增至857亿美元。

　　此前，在公开认购环节，SpaceX受到了机构及散户的热烈追捧，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认购，接近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其中，来自散户的认购订单超过1000亿美元，此外，贝莱德等多家大型机构投资者也参与了SpaceX的认购，足见投资者对这家充满“太空经济”想象力公司的乐观憧憬。

　　“很多人把SpaceX看成一家火箭公司，但它现在是一家通过工程创新重构太空产业成本结构的太空基础设施公司，所以它的商业版图越来越大，而且已经完全超脱于火箭发射服务，这也是其成为史诗级别IPO的一个重要原因。”SpaceX的投资人――位于硅谷的Fusion Fund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张璐对《财经》表示。

　　“多年以来，中国商业航天锚定的最主要对手就是SpaceX，其IPO对行业最大的作用是印证了商业航天在商业上的闭环与价值。SpaceX上市及其招股书披露的业务形态和估值，证明了商业航天不仅有价值，而且价值链是闭环的，且价值巨大。”张传征对《财经》表示。

　　张传征进一步提到，SpaceX的IPO也起到了锚定价值的作用。过去中国商业航天企业的估值没有合适的参照标的，SpaceX上市后，中国企业可根据自身在产业链的位置，参照SpaceX的收入规模、收入体系和商业结构，给自己定一个有参照物的估值。这一点，也是对产业和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影响之一。

　　事实上，SpaceX目前已是全球商业航天领域“一家独大”的领跑企业。

　　公开资料显示，SpaceX是由马斯克于2002年6月创立的太空运输公司。2008年9月28日，SpaceX研制的猎鹰1号（Falcon-1）运载火箭在经历前三次发射全部失败之后，第四次发射终获成功，成为首个进入轨道的私人液体火箭。2015年12月，SpaceX研制的可回收火箭――猎鹰9号一级火箭首次陆地回收成功，从而掌握了低成本、高频次的可复用火箭技术，由此人类航天工程跨入商业航天时代。2019年5月，SpaceX的首批星链（Starlink）卫星发射，开始低轨卫星互联网布局。

　　目前，SpaceX已拥有远超其他企业及国家的火箭发射能力。猎鹰9号可复用火箭的发射成本已达到约2500美元-3000美元/千克，约合人民币1.7万-2万元/千克，远低于目前国内约5万-10万元/千克的发射成本。而SpaceX正在研制的载荷能力超过百吨的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超重型运载火箭系统星舰，目标发射成本更是降低至100美元/千克。

　　同时，SpaceX的火箭发射频次也大幅领先。2025年，SpaceX共计进行了170次火箭发射，占全球总发射次数的85.86%，可谓“一家独大”。

　　而SpaceX的卫星互联网工程――星链，截至2026年一季度已共计拥有约9600颗近地轨道卫星，占全球可机动在轨卫星总数的约75%，为164个国家和地区的1030万订阅用户提供宽带服务，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天基星座。

　　基于这一强大的太空运输能力，SpaceX正构建起一个从星链计划到太空算力再到太空殖民的万亿太空商业版图。

　　“SpaceX通过猎鹰9号已将发射成本降低了一个数量级，而星舰的成熟将再降低一个数量级。低成本进入太空，将彻底释放太空经济的潜力，它将加速太空经济的全面爆发，以前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太空任务，现在中小企业甚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太空算力、太空旅游、太空制造、太空太阳能、深空探测等新兴业态，将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实现商业化。”林彦坤对《财经》表示。

　　不过，同时有机构提醒，目前SpaceX可能存在泡沫和波动风险。知名做空投资者詹姆斯・查诺斯（Jim Chanos）提到，“我们迎来一场750亿美元的IPO，对应估值接近2万亿美元，而这家公司的收入仅为190亿美元，自由现金流为负。这是一场‘希望与梦想’式IPO。”

　　投资研究机构New Construct CEO（首席执行官）大卫・特雷纳认为，SpaceX定价过高且风险极大，投资者应该避开。他表示，如果投资者希望在未来十年获得约10%的年化回报，那么SpaceX到2035年的营收必须达到1.1万亿美元，是2025年营收的58倍。要完成这条增长曲线，SpaceX需要连续十年保持年均约50%的营收增速。

　　“倒逼”下的竞逐赛

　　面对SpaceX的领先优势，以及对有限太空资源“先到先得”的抢占压力，全球逐步进入一场商业航天的竞逐赛中。目前，以SpaceX、蓝色起源、Rocket Lab等为主的美国公司和以国家队+民营商业航天企业为主的中国公司在这一领域形成两强对垒。但中国在商业航天领域仍大幅落后于美国，需要加紧追赶，中美商业航天进入竞相发展的态势。

　　从现状看，根据赛迪智库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市场规模已达2.8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3%，五年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23.1%。其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将突破3.5万亿元，到“十五五”末期有望达到7万亿元量级。

　　中信建投认为，中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中美均将商业航天提到极高战略高度，目前，中国发展商业航天的核心在于“占频保轨”。美国提出“确保太空优势”，SpaceX的星舰进展顺利，全球第二款可回收火箭蓝色起源新格伦火箭回收成功，中国星座“占频保轨”需求更加迫切。

　　根据元禾辰坤研究院给《财经》提供的数据，全球航天发射格局中，除了中美两国表现活跃，其他国家发射频率基本维持常态化水平。2022年起，随着SpaceX旗下猎鹰9号火箭的高频发射，中美发射规模的差距拉开，但近年来差距呈缩小趋势。2024年，美国的发射频次为中国的2.3倍，入轨载荷质量是中国的13倍，平均单次运力是中国的6倍；2025年，上述数据分别降至2.1倍、8倍、4倍。

　　与此同时，截至2025年底，全球在轨卫星中，美国绝对领先，中国与欧洲接近，排名第三。截至2025年底，全球在轨卫星数量14195颗，美国拥有10826颗，占比76.3%；中国拥有1170颗，占比8.2%，中美在轨卫星数量存在近10倍差距。

　　“倒逼效应”下，中国商业航天正在从“政策、技术、资本”三个维度发力，全力追赶SpaceX为主的美国商业航天。

　　政策层面，2025年11月，国家航天局正式设立商业航天司，这是中国商业航天产业迎来的首个国家级专职监管机构。同月，国家航天局印发《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年）》，将商业航天纳入国家航天发展总体布局。

　　业内人士认为，上述政策的核心是通过设立专职监管机构商业航天司与首期200亿元国家基金强化顶层设计与资金支撑，重点聚焦可重复使用火箭等低成本运载技术突破及太空制造、在轨服务等新业态拓展，同时推动国家科研设施开放共享、扩大政府采购，旨在构建安全高效的产业生态，预期到2027年基本实现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

　　在地方政策方面，截至2025年10月，已有15个省份出台专项商业航天政策。围绕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建设，上海、湖北、北京等多地在卫星制造、火箭研制、地面站建设等方面给予百万到千万元不等的专项补贴，对关键核心技术产品突破补贴最高达数亿元。

　　资本层面，2025年12月26日，上交所发布《商业火箭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为商业航天企业冲刺科创板指明清晰路径。

　　技术层面，国家队及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加紧研制可复用回收火箭，以求尽快突破国内在这一关键技术领域的“卡脖子”的瓶颈。

　　2025年12月是一个关键月份。12月3日，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遥一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二级入轨，完成了国内首次一子级垂直回收技术验证，尽管一级回收失败，但验证了核心飞控方案。12月23日，国家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长征十二号甲同样实现了首飞入轨但一级回收失败。虽然仍面临技术挑战，但这意味着中国可回收火箭发展进入了下一个技术工程验证的发展阶段。

　　尤其在“深度变推力与多次点火能力”“姿态与导航控制”等关键技术环节，中国商业航天正在加紧攻克这些可回收火箭技术难点。

　　今年6月初，蓝箭航天的朱雀二号第八次成功发射，将搭载的千帆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送入预定轨道，距离遥五发射仅26天，体现了其持续提升的批量化交付与高密度发射能力。此外，国家队方面，长征十二号乙遥一、长征八号遥九运载火箭也相继发射，争分夺秒将低轨卫星送上天。

　　一家给整箭公司提供关键大型零部件的企业联合创始人对《财经》表示：“今年以来，来自整箭公司的订单大幅增加，2025年交付订单仅为个位数，今年有望增加至40件-50件。”这从侧面反映出，整箭公司正在加速推进火箭的发射进程。

　　不过，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位商业航天业内人士对《财经》表示，今年上半年，国内部分火箭企业的可回收发射试验计划实质上出现了推迟，有些原定于上半年进行发射试验的企业延后了发射计划，个别企业发射计划则无限期延后。

　　面对“容量有限、先到先得”的低轨卫星资源抢占压力，中国商业航天仍需大力追赶。

　　公开资料显示，SpaceX星链累计申报规模为4.2万颗。2020年以来，其组网持续加速，截至2026年一季度已共计拥有约9600颗近地轨道卫星。2025年底之前，中国卫星互联网几大星座申报规模与星链相近，但部署进度差距较大。中国星网GW星座、上海垣信千帆星座、蓝箭航天鸿鹄-3星座三大星座申请总数量约4万颗，与星链接近。

　　2025年底，中国进行了一次国际频轨的集中申报。国际电信联盟（ITU）官网显示，2025年12月25日到31日期间，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申请，这是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截至2026年6月5日，中国千帆星座的在轨卫星数量突破200颗，再加上GW星网星座的171颗星，中国版“星链”的总在轨卫星数达到371颗，但与SpaceX的星链仍有两个数量级上的差距。

　　ITU对于非静止轨道（NGSO）卫星星座有明确的部署要求，企业需在申报频率后14年内完成星座建设。中国星网GW星座的申报时间为2020年，千帆星座的申报时间为2023年，按照ITU的要求，理论上上述两大星座分别需要于2034年、2037年部署完毕。而中国2025年底申请的20.3万颗卫星频轨资源，也需要在2039年前进行部署。

　　“时间窗口确实是问题，但我们也有机会。目前300千米-600千米的黄金轨位实际容量约为1.2万-1.5万颗卫星，约80%已被SpaceX抢占，600千米-1200千米的次优轨位目前还能发射约1.8万颗，按SpaceX现有发射效率，全占满也需三年至五年。这期间如果我们能在次优轨位发射5000颗以上卫星就能形成正面竞争，关键是运力快速突破及卫星技术快速迭代升级。”张传征对《财经》表示。

　　面对巨大差距，中国亟须研制出“低成本、高频次、大载荷”的可复用回收火箭。

　　“关于可回收火箭技术实现的时间预期，目前行业保守估计，有望在两年内实现，但其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大，很多企业需要在试飞前进行详细周密的测试才会去选择挑战，任何一点技术和工程上的瑕疵都可能影响最终的结果，这个是急不来的。”前述商业航天业内人士对《财经》表示。

　　“中国商业航天的运载火箭真正实现可回收，预计仍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一家商业航天供应链企业的合伙人对《财经》表示。

　　“今年我们有理由相信以蓝箭航天为代表的民营和国家队火箭公司攻坚可回收技术取得新的突破。这些中国优秀的商业航天企业使我们看到中国商业航天未来的成长和潜力。”参与投资蓝箭航天的心资本创始合伙人韩彦对《财经》表示。

　　IPO“生死局”

　　事实上，对于“投资金额大、研发周期长、技术难度高”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说，需要大量、持续的资金投入来支撑可回收火箭的高强度研发与制造。然而，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商业航天企业由于火箭发射技术尚未成熟，规模化效应尚未显现，“普遍大幅亏损、研发持续烧钱、组网需求紧迫”成为当下商业航天企业的真实写照，这些企业急需通过融资输血。

　　据《财经》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6月12日，国内商业航天领域公司中，已有14家公司启动IPO，其中六家已披露招股书，八家进入辅导备案阶段。

　　已披露招股书的六家公司中，4家拟登陆科创板，合计募资金额约174亿元；两家拟登陆港交所。这些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介于0.04亿元至5.97亿元之间；三家公司披露2025年营业收入，体量介于3.8亿元至7.02亿元之间。除福信富通、北斗院外，其余四家公司均处于亏损状态。规模化效应尚未显现的情况下，持续高研发投入，是这些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

　　亏损公司中，2022年至2024年，蓝箭航天研发费用累计超19亿元，中科宇航研发费用累计超6亿元；2023年至2025年，微纳星空研发费用累计超4亿元。

　　“从实际情况来看，作为新兴产业，商业航天需要通过海量卫星部署实现规模效应，才能实现更高效、更可靠的通信，进而创造市场价值。”头部商业火箭公司中科宇航告诉《财经》，在基础设施条件完善之前，产品无法实现规模化、常态化应用，市场回报尚未充分显现，这就造成包括商业运载火箭公司在内的商业航天企业短期内普遍无法盈利。

　　对于处于亏损且持续烧钱的商业航天企业来说，能否尽快拿到IPO门票、获得资本市场支持，决定了其能否继续留在牌桌上，也成为商业航天企业的“生死局”，这已成为业内普遍的共识。

　　“今年和2027年对于民营火箭公司来说，是能不能上牌桌或留在牌桌上非常关键的两年。”北京一位深度布局商业航天的创投机构合伙人对《财经》表示，目前，蓝箭航天的朱雀二号和中科宇航的力箭二号已经能够实现常规发射，并拿到了星网和千帆两大星座的订单，留给二代民营火箭公司（近三年成立的民营火箭公司）的机会已经不多，它们大部分都需要2027年下半年才会首飞，即使首飞成功，但距离拿到订单还有一段时间。同时，如果未来国家对民营火箭公司的牌照收紧，形势会更加不利。因此，它们需要尽快首飞并验证成功，才有机会上牌桌。

　　商业航天公司融资环境的转折点，出现在2025年底扶持政策发布后。2025年12月26日，上交所发布《商业火箭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从业务范围、硬科技属性、行业地位、阶段性成果等多个方面，对商业火箭企业适用标准作出了体系化的细化规定。这意味着商业航天企业的上市通道实质性打开。

　　“标准刚出来时，整个行业都沸腾了，此前头部企业融不到资，现金流紧张，但上述政策出台几个月后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很多企业超募，拿到大量一级市场投资，这直接得益于科创板第五套新标准给投资人带来的信心。”张传征对《财经》表示。

　　林彦坤对《财经》表示，新指引将“采用可重复使用技术的中大型运载火箭发射载荷首次成功入轨”作为核心准入条件，既体现了对硬科技企业的包容性，又将IPO资格直接与技术硬实力挂钩，为行业树立了清晰的价值标尺，是行业发展的分水岭。

　　“从2025年底开始，国家推出了针对商业航天企业的第五套上市标准，鼓励其IPO。”前述北京创投机构合伙人对《财经》表示，从执行层面来看，除了明确火箭公司申报上市标准，卫星公司则可按照第二套标准无需盈利则可申请上市，该标准要求“市值15亿元、最近1年营业收入2亿元，且近3年研发投入合计占近3年累计收入的比例达到15%”；同时创业板也有第四套标准鼓励商业航天企业IPO，最近1年收入超过2亿元、最近3年收入复合增长率≥30%或最近3年累计研发投入≥1亿元且占累计收入的比例≥15%，无需盈利即可申请上市。我们目前投资的多个项目，上交所和深交所都已到公司调查，明确欢迎它们申报相应板块。

　　银河航天公共事务总经理徐颖告诉《财经》，“商业航天企业通过IPO，将有助于为核心技术研发与创新突破提供坚实保障，为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升级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同时，随着SpaceX上市，也将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加速全球资本向商业航天赛道倾斜。”

　　随着上市通道打开，两家实现常规发射的火箭公司率先获得IPO受理。2025年12月31日，蓝箭航天科创板IPO申请获得受理，成为科创板第五套标准扩围至商业航天领域后的首家受理企业。中科宇航则于2026年3月31日获得科创板IPO受理。此外，包括微纳星空等十余家商业航天企业也陆续提交IPO申请或开启上市辅导，国内商业航天领域迎来一波IPO热潮。

　　其中，蓝箭航天、微纳星空、中科宇航、北斗院四家公司拟登陆科创板，IPO拟募资金额分别为75亿元、50亿元、41.8亿元、7.09亿元。

　　冲刺“商业航天第一股”的蓝箭航天拟募资75亿元，其中27.7亿元用于可重复使用火箭产能提升项目，47.3亿元用于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提升项目。

　　作为国内首家混合所有制商业火箭企业，中科宇航IPO拟募集资金41.8亿元，将用于可重复使用大型运载火箭研发项目、可重复使用运载器与航天器研发项目、可重复使用液体发动机产业基地、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力箭系列运载火箭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民商火箭发射服务市场中市占率稳居首位。”中科宇航告诉《财经》，在商业卫星发射、大型星座组网及天地往返运输等领域需求持续增长驱动下，火箭发射行业会迎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多位受访人对《财经》表示，随着国内商业火箭企业IPO稳步推进，头部企业有望于年内上市。

　　市场人士分析，随着2026年首批申报企业进入发行阶段，行业将真正迎来从“技术展示”到“商业兑现”的拐点，资本配置将高度集中于少数能实现“发射―运营―收入”闭环的领军企业。

　　不过，张远征提醒到，目前，国内科创板第五套标准若只指向大中型可回收火箭，可能导致30多家火箭公司重复建设，应重视中小火箭（如Rocket Lab模式）的多元创新价值。

　　未来追赶之路

　　SpaceX此次正式上市并成为全球有史以来募资金额最高的IPO，为其未来发展储备了更多资金，也让中国商业航天的追赶变得更为紧迫。

　　在这场追赶中，身处其中的中国航空航天行业和相关企业，既面临严峻挑战，又面临巨大机会。

　　韩彦对《财经》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国航空航天领域在人才、技术和产业链等方面有很强的积累。但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更市场化地依据第一性原理重构这个产业，构建技术的先进性、实用性以及产业化和成本优势；如何在国家队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与此同时，中国的民营航天企业如何既服务好国家工程大局，又做好科技创新，其中存在巨大的机会。”

　　有业内人士认为，SpaceX自2002年成立已经积累24年的完整工程与商业数据，相对而言，中国商业航天起步时间较晚，2015年才放开政策，至今仅11年发展周期。但这也意味着，同样发展11年，中国的追赶速度反而更快。

　　中国的核心技术路线并无底层差错，只是发展阶段不同，起步存在时间差。国内头部企业选择全球公认最优的液氧甲烷垂直回收路线，和猎鹰9号、星舰技术路线一致，差距只是工程迭代次数，国内发射频次不足，缺少迭代场景，并非技术原理错误。随着海南商业发射场常态化、2026年C2028年多款回收火箭批量入轨，复用数据会快速补齐，且中国在关键环节全部努力实现自主突破。

　　从企业层面看，与SpaceX相比，中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企业尚未出现可以与其对标的企业。“SpaceX基本覆盖了卫星组网通信所需要的商业航天的全部环节：火箭、卫星、组网、地面电信运营商等，实现了商业闭环，未来还可能有算力卫星业务。中国商业航天行业是分散的，相关公司基本各做一环，尚无公司能和SpaceX对标。”上海章和投资董事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访问学者高国垒告诉《财经》。

　　张远征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全链条企业，SpaceX的六大商业模式，其实国家队也都在布局。美国率先突破了可回收火箭、星间通讯链路、新一代算力星及太空光伏等技术；但中国火箭有自身特点――制度优势、成本优势，以及在“1到10”规模化、工程化上的优秀工程师团队。只要技术方向和工程方向正确，虽不能说很快消除与SpaceX的差距，但一定是最有力的竞争者，核心是需要政策、资本与创新土壤（含人才流动）共同加持。他相信，只要有足够时间，这些因素会逐渐凝聚，最终出现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分行业来看，火箭行业和卫星制造行业面临的挑战和机会有所不同。

　　对于中国商业火箭企业面临的挑战，前述北京创投机构合伙人认为，有几个重点需要关注：一是能否成为第一家突破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公司，如果有公司成功突破技术壁垒，那么，对于第二家、第三家甚至其他火箭公司而言，取得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实际上意义已不大；二是当下的火箭发射市场非常现实，能够可靠地以低报价发射卫星才是王道，这要求载荷至少达到3吨-4吨，报价在4万元-5万元/千克。即使能回收火箭，但火箭成本下不来也没有竞争力；三是用箭体芯级直径为3.35米的中型火箭做可回收没有意义，回收将损失40%的运力，反而成本更高，只有箭体芯级直径在5米左右或5米以上的中大型火箭做可回收才有意义。

　　针对当下形势，他建议，民营商业火箭公司应采取以下可行的战略：非第一梯队的火箭公司不应过分执着于追求可回收，这属于难上加难的事，其第一步应该对标朱雀二改进型，2026年内做到4吨运力可靠发射，先上牌桌；确保首飞成功的同时，加速自研发动机，并尽可能控制火箭制造成本，最好单发成本在7000万元以内；待第一型火箭开始可靠发射后，着手研发直径在5米以上的大型可回收火箭，争取通过复用，实现大规模降本。

　　在卫星制造环节，天仪空间董事长、创始人兼CEO杨峰认为“造卫星容易，发卫星难”的观点有失偏颇。他表示，卫星制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卫星总体如此重要的原因。对此，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凑齐7颗龙珠才能召唤神龙，卫星总体就是这样的角色――每个组件都重要，但真正把它们集成在一起，做出能在太空稳定运行、发挥高性能的卫星，才是更高维的能力。而比卫星制造更高维的，是运营商的能力。马斯克的SpaceX之所以估值如此之高，不仅因为有最大的火箭和可回收技术，更因为它构建了星链这一运营商系统能力――1000多万用户、已经盈利。卫星总体是凑了7颗龙珠，马斯克是凑了70颗龙珠，召唤出一个更大的“神龙”。天仪选择SAR（合成孔径雷达）赛道，正是在构建“造管用一体化”的全链条能力，从制造延伸到运营，才可能有更高的收入和利润天花板。

　　对于未来，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要客观正视中国商业航天存在的差距，但必须认识到中国也有自身优势，如何发挥举国体制是关键。

　　元禾辰坤研究院认为，不同于美国“政策为辅，商业需求为主”的模式，国内商业航天市场终端需求短期内非刚性，中国将卫星互联网视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以国家战略驱动为主，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从而优先拉动商业卫星、商业火箭、地面设施等供给侧产业发展。

　　杨峰对《财经》表示：“可回收火箭事实上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这个SpaceX已经攻克了，现在我们更多是需要攻克工程问题，如何稳定、低成本的发射，这只是时间问题。目前更重要的其实是开放市场和开放场景。他的逻辑链条清晰：场景落地→运营商赚钱→制造商赚钱→供应链赚钱→火箭赚钱→一切盘活。如果举国体制能够帮助我们将这些场景落地，那么源头就有活水和资金，这样就能够盘活一切。”

　　在中信建投看来，中国有全球最庞大的5G/6G的通信需求、智能汽车联网需求和物联网的需求，这个巨大的内循环市场，足以消化掉海量的卫星数据服务，为整个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和动能。

　　事实上，在工程化能力上，中国拥有全工业门类，卫星零部件、火箭材料、电子元器件100%自主可控，量产成本优势显著；国内政策形成顶层统筹，土地、发射场、试验设施、频谱资源统一配套，基建配套速度优于美国私营企业自主扩张模式。

　　“中国航天弥补与SpaceX的差距不能简单复制其模式，而应充分发挥‘国家体制优势+民营活力’的双轮驱动优势。通过走‘技术差异化突破、产业规模化降本、应用场景本土化、生态体系协同化’的特色道路，实现快速追赶。”林彦坤对《财经》表示，中国航天正视差距、坚定信心，依托自身优势不断实现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未来必将逐步追上国际顶尖发展水平。

　　前述北京创投机构合伙人建议，第一，国家需要大力推动商业航天发射场和发射工位的建设，以解决当前的“星等箭，箭等场”的问题。截至目前，美国有约20个航天发射场，约40个发射工位；中国有四大传统航天发射场，三大商业航天发射场，共29个发射工位。国家如果能够大力推动商业航天发射场和发射工位的建设，就可以解决这一卡点。第二，要最大化控制成本。过去传统航天工程是不计成本的，但商业航天肯定是要算账的，未来三年内，中国的火箭发射成本和卫星制造成本均降低至每公斤1万元以内，就会触发卫星应用商业化大规模落地。

　　多名受访人表示，未来，中国实现火箭可回收复用、卫星大规模上天并实现卫星应用商业化大规模落地，其实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工程问题，而中国的强项，正是把已经验证过的技术造出来的工程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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